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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快車謀殺案2017》:穿越銀屏的時空之旅

發布時間: 2018-01-27         閱讀:  88  次  


1974年,《東方快車謀殺案》被第壹次改編成電影,這部影片被當時仍然在世的阿加莎看作是她非常滿意的壹次改編。此後的四十年裏,這部小說又數次被搬上銀屏和舞臺,在不同的文化和時代背景中穿行,不斷變換和重生。2017年,肯尼思·布拉納導演,約翰尼·德普等人主演的新版“東方快車”又壹次駛上軌道。
《東方快車謀殺案》劇照:導演肯尼思·布拉納在劇中飾演偵探波洛。
1928年末,38歲的阿加莎·克裏斯蒂乘坐著名的東方快車,經由當時的君士坦丁堡,到達了她從未踏足過的神秘土地。這位性格天真的偵探小說家剛剛結束了14年的婚姻,仍在努力地從失敗的陰影中走出來。就在同壹年,她的作品第壹次被改編成默片電影,但寫作事業的初步成功並沒有給她的個人幸福增添砝碼,反而為兩人關系的失衡埋下了伏筆。兩年前,為了引起丈夫的重視,阿加莎甚至為自己策劃了壹場離奇的失蹤案,消失了11天之久,讓當時仍然在世的柯南·道爾也加入了搜尋這位克裏斯蒂太太的行列。
這壹次,英國的莊園生活讓阿加莎感到厭倦,她決定獨自登上旅行的洲際列車離開,同時也是為了與那個痛苦的過去告別,試圖在陌生的異域找尋壹個全新的自我。她原本想要去加勒比海附近的西印度群島,卻在臨行前聽從了別人的建議,決定去往中東,並將在那裏遇到比她小14歲的第二任丈夫。而在6年之後出版的《東方快車謀殺案》中,比利時偵探波洛同樣在老朋友的提議下,從敘利亞上車,登上了與阿加莎方向相反的旅程,並在快車上遇到了壹件棘手的謀殺事件。

美國偵探、意大利司機、俄羅斯公主、德國侍女、瑞典婦女……看似不搭界的12名乘客被卷入了這起離奇的富商死亡事件中。實際上,魚龍混雜的人物身份、旅程沿途的異國情調,如同虛構的天然土壤,裝載著奇遇和歷險、謀殺與逃亡,也曾吸引過海明威和格林厄姆?格林等小說家。而在阿加莎的這部作品中,層層剝繭之後展露出的不僅是壹個精心策劃的復仇故事,還有法理困境中的復雜人性。
1974年,《東方快車謀殺案》被第壹次改編成電影,飾演波洛的阿爾伯特·芬尼當時年僅38歲,每次拍攝都需要化妝成60歲的樣子,這部影片卻被當時仍然在世的阿加莎看作是她非常滿意的壹次改編。此後的四十年裏,這部小說又數次被搬上銀屏和舞臺,在不同的文化和時代背景中穿行,不斷變換和重生。
在2010年的電視版本裏,“偵探專業戶”大衛·蘇切特向觀眾罕見地展現出了波洛內心的掙紮與妥協。在2001年的美國電影版本中,案件的背景被挪到了21世紀,偵探波洛看起來只有四十歲左右,甚至在中東地區與壹位年輕女郎有著情感的糾纏。而在改編於2010年的日本版中,搭載各行各業乘客的那輛快車被劇中角色形容為現代日本的縮影。2017年,最新版本的“東方快車”又壹次上路。“跟哈姆雷特壹樣,波洛的形象在不同演員的扮演中得到了新的闡釋。”即將上映的最新版《東方快車謀殺案》導演肯尼思·布拉納對《中國新聞周刊》這樣說道,他也是電影中偵探波洛的扮演者。
“兇手就在我們中間”
“現在,我要搞清楚,自己到底是壹個什麽樣的人,是否做任何事都得依靠別人。”阿加莎在自傳中這樣寫道。她為自己訂了壹個東方快車的二等臥鋪車廂,車廂裏的另壹位乘客是壹名經驗豐富的遊客,堅持要為阿加莎制訂壹個精確的旅行計劃,但阿加莎婉拒了這位遊客的提議。她已經在壹個封閉的生活中待了太久,剛剛與第壹任丈夫離婚,急需的是壹切未知的歷險,而不是壹場事先安排好的旅行。火車經過的裏雅斯特、南斯拉夫和巴爾幹半島,幾個小時後,便進入到了壹個她完全陌生的世界。
《東方快車謀殺案》劇照:米歇爾·菲佛飾演赫伯德夫人、約翰尼·德普飾演愛德華·雷切特。
壹開始,阿加莎感到特別興奮。“那是壹種難以置信的美,終生難忘。”她在自傳裏這樣回憶道。但很快她就見識到了這個世界的另壹面。“那些蚊子使勁地叮咬我,胳膊上,脖子後面,腳踝和膝蓋上,無孔不入。”她出現了發燒和頭痛等癥狀,開始覺得這次旅行是壹個錯誤。
但正是旅行讓阿加莎從失敗的婚姻中解脫了出來,她覺得自己的生活得以重啟。也正是因為旅行,她遇到了第二任丈夫。兩人在1930年結婚,並再壹次乘坐東方快車,度過了他們的蜜月旅行。此前,她壹度對寫作本身產生了強烈的焦慮感。而在此之後,她才真正走上了職業化寫作的道路,在1929到1932年間,接連寫出了多部代表作品,並開啟了新的篇章。1930年,小說《寓所疑案》出版,馬普爾小姐開始出場,和波洛共同構成了阿加莎偵探王國中最著名的兩位偵探形象。壹個是居住在鄉下、作風老派的小老太太,壹個是身形矮胖、年過六旬的比利時私人偵探,卻都有著常人難以想象的破案能力。
1933年,在如今的伊拉克地區陪同丈夫進行考古挖掘工作的時候,阿加莎開始寫作《東方快車謀殺案》。這次虛構中的謀殺案起因則是來源於另壹起真實的綁架案。1932年,曾駕駛飛機橫渡大西洋的著名飛行員林白在自家的窗臺上發現了壹張字條,僅有20個月大的兒子被人擄走,留下了五萬美元的贖金要求。綁架的消息震驚了整個美國。當林白終於湊足贖金,等來的卻是孩子的屍體。
虛構的閥門由此打開。在阿加莎的小說中,綁架案成為了促成謀殺的直接動因。沒有得到應有懲罰的綁匪逃離美國,改名換姓,成為了富豪。被綁架幼童的父母等數人,則因自殺或難產,而接連死去。與這個案件相關的12個人對法律失去了信任,決定組成“陪審團”,親自將逃逸的綁匪繩之以法。
在開始寫作《東方快車謀殺案》之前,阿加莎已經數次搭乘這趟列車,來往於歐洲與中東之間。1929年,東方快車曾因暴風雪的突然降臨,而在土耳其境內停留了六天。1931年12月,阿加莎在乘坐東方快車的途中,也曾遭遇過壹次洪水和滑坡,不得不停留了24個小時。這些見聞和經歷變成了小說中暴雪天氣和旅程中斷的靈感來源。
正是這樣的意外讓穿行的列車在荒無人煙的中途停下來,變成了“密室推理”的現場。沒有警察和法官,也沒有闖入行兇的外來者,阿加莎屢試不爽的這種敘述模式,暗示著壹個無法否認的事實,“兇手就在我們中間”。往往就在此時,原本不被人註意的波洛便開始了他的推理分析。不同於形象完美的福爾摩斯,其貌不揚的波洛出現在各個角落,往往能觀察到別人都可能忽略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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